在新發展格局下，金融業發展帶動經濟結構升級，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同時對實體企業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對實體企業金融化和實物資本投資的相關問題進行具體研究之前，必須把握其當前發展現狀。

為此，主要分析實體企業金融化與實物資本投資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同時分析實體企業金融化的原因。

一、實體企業金融化及實物資本投資現狀分析

(一)實體經濟發展現狀

對實體經濟的劃分標準，計算2010年-2020年實體經濟總量，并分別計算其占當年GDP的比重。

2011-2015年“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總量增長到688858.2億元，居于世界第二位。

其中實體經濟總量從2011年的429412.3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589984.6億元，占經濟總量比重從88.09%減少到85.6%;

2016-2020年“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100萬億元，達到1015986.197億元，其中實體經濟總量從636461.7億元增長到857363.6億元，占經濟總量比重從85.27%減少到84.38%。

這表明在經濟總量大幅度增長的同時，我國實體經濟總量與經濟總量的比值卻存在下降趨勢，但是由于其基數較大，仍然處于較高水平，仍然占據我國經濟主體地位。

2010-2020年實體經濟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2010-2015年期間，我國開始以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工業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和信息化促進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產值增長。

其中第一產業總量從38430.85億元增長到57774.64億元，第二產業總量從191626.5億元增長到281338.9億元;

2016-2020年期間，由于我國促進產業升級以及提升消費水平，使第二產業總量占比下降。

非金融非房地產服務業占比提高，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2019年非金融非房地產服務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二)實體企業金融化現狀分析

實體企業金融化的表現是企業內部資本結構調整，金融資產規模從2010年1259.79億元增加至2020年11054.98億元。

在十年內增長了8.78倍，這表明隨著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實體企業不再只通過產品生產、銷售、提供服務等傳統業務獲得收益。

而是通過持有金融資產，參與金融市場活動獲得一定投資收益。

(三)實體企業實物資本投資現狀分析

2010年我國上市制造業企業實物資本投資水平處于較高位置，占總資產的比重為33.101%，在2013年該比重達到近十年最高值34.322%。

之后便持續下降，2020年下降為總資產的28.514%，這說明我國實體企業對實物資本的投資正逐漸減少。

即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實物資本投資占總資產的比例逐步下降。

二、實體企業金融化原因分析

(一)主營業務收入下降

逐利性是資本的本質特征，實體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減少是金融化的本質原因。

主營業務收入平均數從2016年73.69億元減少到2020年59.6億元，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說明實體企業主營業務獲利能力不斷下降，需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

同時，行業內部的競爭方式不斷升級，導致實體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和市場風險。

為了降低風險帶來的沖擊，實體企業通常選擇多元化經營，于是投資于金融領域獲取高額收益成為許多企業的必然選擇。

(二)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企業治理方式發生變化，管理者力求改善股東短期利益，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較低的股價和較少的分紅，增加了因管理不善而被惡意收購的風險，這也是企業決定使用轉變留存再進行投資的原因。

于是企業削減勞動力，減少成本，以此來提高股利分紅。

企業主要通過提高分紅和回購股份的方式，提高股東投資回報率，從而提高股東資本利得和股利收入。

同時，企業也會使用股權激勵機制，導致管理者利用管理優勢以股份回購等手段達到操縱股價的目的，取得高額收益。

總體而言，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使管理者的決策偏離最佳投資決策，使實體企業金融化速度加快。

(三)存在融資歧視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不夠完善，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是大多數中小企業是普遍面臨的問題。

市場中的大型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在申請銀行貸款時受限較少，而中小企業通常因為缺乏抵押品而受到限制，因此這些中小企業需要擴大融資渠道來獲取所需資金。

這時，大型國有企業和大型上市公司將盈余資金投向上市中小微企業，同時提高貸款利率，扮演金融機構之外的金融中介角色。

由此得知，中小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向銀行借款難度較大時，會增加金融投資的概率，由主營業務經營逐漸轉向金融業或房地產業追求高收益，增加經營所需資金。

三、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時存在的問題

我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既要認識到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同時要具備能夠及時發現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潛在問題的能力。

(一)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背離

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背離，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實體企業從金融機構取得的各項貸款均影響實體企業總量，實體企業在獲得各項貸款后不僅能夠緩解融資問題，而且還能獲得充足的生產資本，最終實現產值的增長。

但是，從實體企業申請貸款到各項貸款資金到位，再到實體企業進行資金分配并完成生產及銷售。

最終實現產值的增長需要花費的時間較長，即金融機構各項貸款與實體企業產值增長之間存在時滯。

第二，實體企業在進行資金分配時對擴大再生產和實現利潤最大化之間進行選擇，且大部分資金處于低效使用狀態。

第三，在應對沖擊和政策變動時，金融部門較為敏感，但實體企業需較長時間進行調整。

可見，雖然政府各項政策引導資金傾斜實體企業，但兩者偏離問題仍存在。

(二)金融高杠桿率降低金融支持效率

在金融市場中，金融部門的投資放大能力和融資創造能力一般用金融杠桿來衡量，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在長期和短期內有所差異。

從短期來看，金融杠桿率過高，加速金融泡沫的形成，實體企業的融資風險隨之增加;

從長遠來看，金融高杠桿率對投資產生成倍放大的作用，增加實體企業融資規模。

由此可知，保持合理的金融杠桿率有助于實體企業保持較好的融資能力，有利于實體企業合理利用金融化，最終對實體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根據國泰安(CSMAR)數據庫的數據，2006-2016年間金融杠桿率從25.23%增長到78.29%。

表明我國金融部門杠桿率較高且增速較快，由此會進一步引發金融風險，影響實體企業融資能力。

隨著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三去一降一補”的提出及各項制度的有力推進，2017年我國金融部門杠桿水平逐漸下降，降低金融風險產生的概率，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保障。

2021年，在《202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依然強調應繼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重要任務，說明當前金融杠桿還存在一些問題，影響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