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承認，互聯網生態下，確實有“很不講理”的一面。比如古早網紅留幾手、大冰最近又翻紅了，他們倆成名于3G網速年代，當年走紅的“標簽”分別是段子手和暢銷書作家。流量雖然來了又去，不過只要仍在活躍著貢獻內容，無論上離婚綜藝還是每日直播連麥網友，他們終于熬到了流量的輪回。“網紅”歷來被認為是職業壽命極短的職業，他們為什么又紅了？面對這種“莫名其妙”的互聯網現象，絕大多數網友沒有能力和條件去進行深入地研究，但是他們又需要一個答案來說服自己，于是，兩個所謂的“答案”在互聯網出現。

一種“答案”是“天命論”，本來的普通人突然有一天成為擁有幾百萬、上千萬粉絲的超級網紅，就像買彩票中了幾百萬、上千萬的大獎一樣，靠的就是運氣，就是偶然的機會，也就是所謂的“天命難違”。另外一種“答案”，則更像是一種“陰謀論”，認為一些網紅的一夜爆紅，是平臺的力捧和算法的推薦，也就是人為和技術共同的結果。

然而我們不得不說，這兩種答案，都屬于無稽之談，只要細究一下，其實經不起推敲。所謂的“天命論”，既忽視了網紅自身所具備的特質，同時也忽視了他們的付出。而“陰謀論”更加離譜，因為短視頻和直播平臺，既沒有動力和意愿去捧紅一個人，同時也沒有能力隨便找一個人然后把他塑造成網紅里的“大神”，也就是“造神”。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就像現在很多明星都屬于各大娛樂公司，娛樂公司自然想多捧紅幾個。但是娛樂公司也不是說想讓誰紅誰就紅，對于一些缺乏觀眾緣的明星，無論你怎么捧，他(她)可能也紅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娛樂公司也無法預知誰能夠爆紅大火。

然而，多數中國人從小所接受的傳統教育，就是給每個問題都找到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對于一些人突然在網絡世界爆紅，他們也同樣需要一個答案。但是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提出“流動的現代性”，他強調現代社會的特征就是無固定形態的、流動的、液態的。現在“超級網紅”現象，其實很好地印證了社會學家鮑曼的觀點，所以“超級網紅”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變化的，這往往超出了平臺的掌控能力。

現在我們來說說“超級網紅”誕生的真正原因。但是這個真正原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牽涉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換言之，不管是現在的郭有才、于文亮，還是更早的李子柒、Papi醬，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千千萬萬的網紅當中脫穎而出，成為擁有眾多粉絲，在互聯網上也擁有很大影響力的“超級網紅”，都是多種作用力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每個時代和社會，都有屬于自己的“網紅”，只不過在互聯網時代，一個本來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可以有機會通過自媒體來展示自己才藝技能，然后被更多網友發現，于是紛紛送上自己的點贊，紅心，或轉發。當然了，這只是他們可能成為超級網紅的第一步，僅有這些還遠遠不夠。一些MCN機構，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需要發現、挖掘和培養“超級網紅”，這樣可以帶來流量，可以帶來利益，所以他們同樣也是塑造“超級網紅”的力量之一。

現在說說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網絡上大大小小的網紅幾十萬、幾百萬，為什么最后成為“超級網紅”的是他而不是他？這就需要說到“超級網紅”在成為“超級網紅”之前的個人能力、才藝、意志力等等這些特質因素了。郭有才在爆紅之前，至少已經小火過一次，他曾在2022年與千萬粉絲主播連麥，直播唱歌有一定粉絲基礎，和女友的故事契合大眾對“草根逆襲”的期待，正能量是他的特質；“山東拉面哥”程運付在爆紅之前，把三塊錢的拉面也賣了很多年了，厚道就是他的特質；而諸如李子柒、張同學等等，則是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我們向往，但是暫時又無法體驗的生活而走紅，這說到底也是他們的一種特質。如果你愿意花點時間和精力去對比，去研究一番，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超級網紅”的身上，都有一種或多種不同于他人的特質，正是這些特質，提供給了其他網友他們在心理或情感上需要的東西，所以才有越來越多人關注他們的賬號，轉發他們的視頻，最后以一種觸動網友的方式，幫助他們獲得了“超級網紅”的稱呼。

從根本上而言，平臺就是一個渠道，一個舞臺，它無法決定誰會成為下一個“超級網紅”。尤其當主播已經成為國家認證的新職業，背后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在這套運作機制里面，需要像節目導演一樣，提前寫好直播腳本；需要主播、助播、運營等角色的精密配合；還需要精心打磨直播內容，積極與網友互動等。所以，平臺上有網紅交替走紅的現場，卻沒有決定誰走紅的“造神”能力。而且伴隨著互聯網生態的日漸成熟，今后“超級網紅”的誕生，將越來越和網紅個人的特質以及成熟的運作機制有關，算法則只是通過自己的“運算能力”，識別出好的特質和內容，然后推薦給有需要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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