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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琢（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國文字整理與規范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國歷史上有悠久的識字教育與“書同文”的傳統，先秦兩漢的小學字書正是這一傳統的產物。小學本為初等教育之稱，因其以識字與“六書”為主要教學內容，故漢人亦稱文字學為小學。歷史上最早的字書當為西周中晚期的《史籀篇》，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所作，以大篆書寫，為四言韻語，共十五篇。黃德寬、陳秉新先生指出，周秦時期至少有兩次漢字整理活動，第一次發生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之際，第二次發生在秦始皇時。《史籀篇》是第一次“書同文”的產物，而在第二次大規模的“書同文”運動中，更出現了對秦漢小學影響深遠的《蒼頡篇》。

《漢書·藝文志》詳細梳理了秦漢字書的歷史沿革。李斯以小篆統一文字，作《蒼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說文敘》作毋）作《博學篇》七章，皆以小篆書寫，作為秦朝統一文字的樣本。到了漢初，“閭里書師”將《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合并，作為當時的識字讀本，統稱《蒼頡篇》。秦代的《蒼頡篇》以小篆書寫，新成的三合一版本亦當為小篆，這是《說文》小篆字形的基礎來源。與此同時，目前所見的出土《蒼頡篇》殘簡皆為隸書，說明它在流傳過程中經歷了“隸化”轉寫。漢代的《蒼頡篇》四字為句，隔句押韻，以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共3300字，其中略有重復之字。秦漢以來，漢字大量分化造字，字書的收字范圍亦不斷拓展。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對《蒼頡篇》的收字加以增補，沒有重復之字。此外，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漢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則皆未超出《蒼頡篇》的收字范圍。到了漢平帝元始年間，在王莽、劉歆的推動下，西漢王朝組織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文字征集、整理工作，上百名“通小學者”會集長安，研討文字，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文字學大會。在廣搜字形、字說的基礎上，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將《蒼頡篇》擴展為不重復的5340字。東漢以后，班固在《訓纂篇》的基礎上增續十三章，添加780字，共一百零二章，6120字，自謂“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此后賈魴作《滂喜篇》，《隋書·經籍志》將其與《蒼頡篇》《訓纂篇》合稱為“三蒼”。根據段玉裁的統計，《滂喜篇》把兩漢字書的收字增加到7380字。在前代字書的基礎上，許慎“博采通人，至于小大”，進一步搜集不同來源、不同時期的漢字形體，對其進行縝密的優選和“篆化”處理，將《說文》收字拓展為正篆9353字（今本正篆為9431字），分析字形、說解字意、標識字音，以部首為樞紐建立起體大思精的漢字體系，成為秦漢字書的集大成者。

秦漢字書的規模不斷擴展，從《蒼頡篇》到《說文解字》拓展了將近三倍，反映出先秦兩漢不斷分化造字的漢字史規律。其纂集方式也由韻文短句的識字讀本，發展為統攝漢字形音義體系的“小學”專著。這一歷史性的跨越，與秦漢文字規范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更受到秦漢經學的深刻影響，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秦漢字書是“書同文”政策的產物，其核心理念在于規范與秩序。“規范”體現為漢字的形義統一，這與先秦以來的正名思想密切相關。以《蒼頡篇》為例，其篆文雖已不存，但泰山、瑯琊等地的秦刻石中仍有秦篆遺存。戰國時期文字異形，漢字的理據與字用頗為混亂，秦篆則是形義高度統一的文字體系。整體而言，秦篆固定了偏旁的寫法，確定了偏旁的位置，廢除了異體異構，統一了書寫筆畫，實現了構形系統的完善和個體字符的優化。《蒼頡篇》是秦漢小學的開端之作，它保存的小篆字系的構形規律及其選取字形的標準，對兩漢小學、特別是對《說文》具有根本影響。“秩序”體現為對漢字體系的整理，早期字書的編纂中蘊含著部首的濫觴，展現出對漢字系統的樸素認識。在《蒼頡篇》中，已將意義相近、相關的漢字編排到一處，如北大簡《蒼頡篇》將從“木”的“松柏橎棫，桐梓杜楊，鬱棣桃李，棗杏榆桑”集中排列，其中雖摻雜了“鬱”“棗”等字，仍能體現部首歸字法的濫觴。到了史游的《急就篇》，漢字的分類觀念更為成熟。他明確提出“分別部居不雜廁”，意味著自覺的類聚意識，開《說文敘》“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先河。《急就篇》以物類劃分漢字，由于漢字形義統一，同類之物多同部首，因此出現了將同部字歸屬于部首之下的編排方式。如“稟食縣官帶金銀”一句，在“金”字之后列“銀、鐵、錐、釜、鍛、鑄”等33字。在整齊的物類劃分中，以部首類聚漢字的新模式已經躍然欲出了。正如張舜徽先生所言，“是編不可沒之功，尤在分別部居，實開許慎《說文解字》分部系字之先”。可以說，在規范與秩序的理念下，秦漢字書不僅具有識字教育的功能，更開啟了自身的學理化之路，奠定了傳統“小學”注重形義統一、追求系統條理的學術特點。

秦漢小學更與兩漢經學息息相關。一般認為小學源自古文經學，事實上，二者的關系更為復雜，經歷了“同源—獨立—合流”的過程。小學與古文經學皆源自先秦儒家，其中的關鍵人物是荀子。小學是“書同文”的產物，李斯為荀卿弟子，其文字規范思想頗受荀子思想之影響。與此同時，荀子又是古文經學的先師，《毛詩》《左傳》皆為其所傳。盡管二者可以追溯到同一源頭，但早期小學實有其脈絡淵源。無論是司馬相如、史游、李長、爰禮、揚雄，其人皆不在經學傳承之中。西漢小學家多能作賦，相如、揚雄都是辭賦大家——想要“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必須先要掌握大量漢字。西漢經學家則鮮有作賦之事，這恐怕不是經生不屑于文章雕蟲，而是因為其識字有限、難于鋪陳。《漢書·禮樂志》記載，漢武帝曾令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讓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創作詩賦。《史記·樂書》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史記》中的“十九章”即《漢書》之“詩賦”，相如作賦，用辭博洽，需要匯集五經博士才能通讀，足見小學家與經師的學風差異。西漢中期以降，小學逐漸與古文經學合流，這與后者“通經博覽”的學術特點密不可分。漢宣帝時，張敞以古文家受《蒼頡》之學，當為古文經學吸收小學之始。漢平帝時，劉歆借助王莽的政治勢力推行古文經學，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經學運動，其中即包括“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的盛況，亦體現出二者的合流趨勢。到了東漢，小學與古文經學的融合日趨緊密，東漢古文家如桑欽、杜林、衛宏、徐巡、賈逵等人多兼通小學，其字說也多為《說文》所征引。東漢古文家對“六書”展開了深入探討，現存班固、鄭眾、許慎三家的“六書”之說，皆為古文經學。與此同時，東漢古文家多善作賦，張衡、班固、馬融皆有傳世之作，與西漢經師罕能作賦的現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凡此種種，正如盧植上書所言，“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二者已融合無間。正因如此，小學不是單純的識字之學，而是貫通了漢字與漢語、漢字與經典解釋，成為了經學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而言之，秦漢字書有其自身的發展脈絡，更是秦漢思想學術大背景中的產物。《說文敘》說：“蓋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作為秦漢字書的高峰，《說文》代表了秦漢字書的文化精神。一方面，“書同文”是大一統王朝的文化基礎，在字書中也蘊含著秦漢古人建立體系、囊括萬物的雄大氣魄。一方面，漢字具有因形求義的功能，其所攜帶的語言、文化信息是闡釋經義的重要參照，字書指向了浩瀚的經典世界。在“王政”與“經義”的整體視域中理解秦漢字書，我們看到，它基于識字讀本而又超越了識字讀本，最終形成了以《說文》為代表的人文經典，成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構成。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7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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