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海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1842年3月，身處京師官場的曾國藩，寫給湖南的家信中有如下一段話：孫男女皆好，擬于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系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這封家書中提到了“點牛痘”和“牛痘局”。借助于大航海之后東西方交通的便利，1805年，牛痘接種法傳入中國，揭開了晚清防治天花的施種牛痘時代。專門為“點牛痘”而設的“牛痘局”，是傳統地方慈善組織的延續，也是晚清新設眾局中的一局，更是近代專門防疫機構的濫觴。

早期的牛痘公局

(資料圖)

曾國藩家書中言及的“牛痘局”，是1828年設于北京米市胡同南海會館的京都種痘公局，“廣東京官”是粵籍翰林院編修曾望顏。鴉片戰爭之前牛痘輸入中國的路徑，是與清廷對外開放的一口通商貿易格局息息相關的。牛痘術最早在廣東傳播，從事對外貿易的洋行商人率先接觸和接受該法，并招募人學習種痘術、刊刻種痘書籍。南海人邱熺是早期學習施種牛痘術的中國人之一，他將種牛痘的方法“筆之于書”，這就是后來影響頗大的《引痘略》一書。此后，牛痘術迅速傳播開來，從廣東北上至兩湖、江蘇、江西、京師、天津等處。重要標志就是在各地紛紛設立牛痘局，延醫種痘。

1828年的京都種痘公局是典型的早期牛痘公局。從組織形態來說，它是行善舉的善局，延續了明清以來善堂、善會等慈善組織的傳統，主要目的是為了造福地方社會。從組織者來看，是由樂于公益事業的官員和地方上有名望的紳商聯合發起，解決其經費及信任度等諸種事由。除了發起者之外，尚有數名管理者“按期輪班到局”，并且特聘“慎重者兩人，在局專司引種之事”，此外還有長班雜役。種痘公局自然是以為嬰童“種痘”這一慈善之舉為最要之務。不過，京都種痘公局也將傳播牛痘術視為己任，在局章中特別聲明：“有愿學者，按期到局，以便指點部位，用刀之法，局中送書一本，刀一把。”

同為京畿之地的天津，地方紳士華光煒讀過邱熺的《引痘略》之后，“知引種牛痘，其效甚速，可免嬰兒花痘之厄”。遂在天津鹽商的捐助下，于1852年創設保赤堂牛痘公局，坐落于津門城內鼓樓南。保赤堂牛痘公局一般在每年春季施種牛痘，到夏天天氣炎熱的時候停止。凡欲施種的家庭，先到牛痘局掛號，預定種痘的時間，到期風雨不改，持票為證。種痘之后附送痘后宜忌章程，一律分文不取。

早期的牛痘公局，除了京都種痘公局和天津保赤堂外，還隨著牛痘術的傳播，零星見于各地。光緒《續纂句容縣志》記載，該縣在道光年間即由知縣王檢心和教諭張履倡捐設立牛痘局，“延丹徒王新吾刺種”。光緒《金陵通傳》中記載南京于道光年間“倡設牛痘局于諸葛祠”。光緒《重修安徽通志》中記載，合肥人戴鴻恩曾經“捐設牛痘局十有六年”。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牛痘公局的開設，是與牛痘術在中國的傳播路徑互相印證的。

同治、光緒年間牛痘官局普遍開設

同光年間，各地開始普設牛痘局用于預防天花。相比道咸兩朝早期牛痘公局的創立，這一時期的牛痘局開始漸具官方色彩，很多局都是地方督撫或者府廳州道縣主政官員提倡設立。開局的運營經費中不再單純由官紳個人捐助或地方社會力量承擔，增加了官府公費撥款這一項。光緒年間的《點石齋畫報》稱牛痘官局能夠普立是因為“各省大吏知其有利無弊，飭屬籌費設局，如法實行”。

1862年，上海天花一度流行，時任蘇松太道應寶時在城隍廟內設官立牛痘局，每周開放四天，免費種痘。之所以設在城隍廟內，是考慮到其周圍貧民眾多，果然前來引種者甚多，“日輒數百”，不僅服務上海貧家嬰孩，還輻射江浙皖數省。主持種痘事宜的是黃春圃，他熱心種痘事業，執業長達四十余年。王韜曾稱贊：“先生黎明即起，終日奔走，無問風雨寒暑，恒至夜分不息，忘餐廢寢，從無幾微厭倦之色。”

得風氣之先的江南各地也紛紛于同治光緒年間開設牛痘官局，翻看江南各地方志，對此多有記載。譬如，1869年，高郵“奉各憲札發牛痘書，通飭各州縣遵照舉行”，創設牛痘局。太倉州鎮洋縣由知州蒯德模在隆福寺創辦牛痘局；1882年，青浦縣由知縣吳康壽籌辦牛痘局；1886年，泗陽縣牛痘局由淮陰醫生馬少北創辦；1887年，江陰縣牛痘局由知縣許之軫創辦……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江南牛痘官局漸次普及。

西北也在這一時期推進牛痘官局的創設。甘肅蘭州早在咸豐年間，就由進士吳可讀募捐創設牛痘局。在《創設牛痘局啟》一文中，他號召地方士紳助力造福鄉里。“敢告仁人共成義舉，從此澤流金郡，家無哭子之哀。”1881年，陜甘總督楊昌浚于蘭州城隍廟正式創設官辦牛痘局。1883年新疆建省前夕，正值傳染病天花流行，處理新疆事務的各善后局委員呈請首任巡撫劉錦棠，仿照內地設局點種牛痘。劉錦棠在奏疏中稱：“查牛痘之法本極妥當，凡是早經種過者多不再發，即間有傳染亦極輕微，并無險癥，歷試不爽。”他劃撥經費派員先行試辦之后，又在哈密、昌吉、阿克蘇、烏什等九地創設牛痘官局，從內地招募痘醫，種痘防病。1884年，劉錦棠將創設牛痘局一事呈報立案，成為定制。1890年，新疆裁撤各種冗局，但在護任巡撫魏光燾的奏折中，13處牛痘局“因地制宜，刻難裁減”，都保留了下來，這是新疆現代衛生機構的起源之一。

江南、西北之外的兩湖、中原、直隸、東北等地，也紛紛在這一時期創辦牛痘官局。牛痘官局于同光年間普設，并非偶然的歷史現象。一方面，它是泰西牛痘之法在晚清逐漸傳播、擴展的過程，體現了時人對現代免疫科學的接受。另一方面，地方官員普遍熱心開局，在于其“有利無弊”。種痘以預防天花，并非西方首創。晚明出現于江西弋陽和皖南的種人痘術，在清代其實已經遍及大江南北。人痘法有一定的危險、禁忌較多、效率不高。不過，若沒有16世紀中葉以來施種人痘的中醫防治傳統，晚清國人也就無法很快認識到牛痘法的優點，從而迅速接受它。

慈善、防疫與制度變遷

理解同光年間牛痘局普設，需要回到當時的新舊傳統中“觀看”。“局”作為職官機構的名稱，古已有之。古代的“局”零星散見于史籍，基本與皇家或者手工業相關，譬如尚食局、尚藥局、織造局等，具有一定的技術性傳統。但數量龐大、種類繁雜、功能多元且處理眾多行政事務的局，則開始于晚清。19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應對太平天國戰事的需要，清廷地方督撫在傳統正式官僚體制之外，成立了諸多“專事專辦”的臨時的“局”，自此開啟了晚清督撫因事設局的傳統，導致同治至清末新政這一段時間大量“局”的涌現，許多局旋設旋撤，也有一些“局”逐漸固化下來，成為今天衛生局、教育局等現代科層組織的前身。牛痘局的普設，也應該放在晚清設局的新制度傳統中理解。

地方設官局施種牛痘，很大程度上是多出來的事務，傳統的府廳州縣常官組織無法應對。“局”具有體制外的靈活性，督撫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據需要，因事設局。施種牛痘需要在技術、經費、管理上與紳商為代表的地方社會力量打交道，委紳設局或者官督商辦的設局靈活性可以較好協調官方與非官方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以牛痘局、洋務局等為代表的技術性局，逐漸走上從專辦某事到專職分工的科層制之路。許多地方的牛痘局都演化成后來的防疫局、衛生局，是近代專門的防疫機構和衛生機構的前身和淵源所在。

同治之后的牛痘局，多具有官局色彩。不過，早期定位為慈善組織的善局、義局傳統，也一直影響著牛痘局的開局與運營。各地牛痘局的開局選址，一般都在祠堂、廟宇之中，這些空間本來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慈善機構所在地。晚清以來，地方社會形成了諸多帶有慈善性質的局堂會所，比如育嬰堂、濟良所、掩骨會、牛痘局等。官員與鄉賢都樂于主持襄助這一類事務。清末《濟南報》上有一篇臨朐縣縣令呈請開辦牛痘局的稟文，很能體現官員所思所想。地方官秉持的理念是傳統民本思想中的“愛民”，繼而從造福一方的角度來看，通過捐廉設牛痘局不僅能成為官員辦新政的政績，也可以為本人“積德”，更能與紳商一起，成為方志中的書寫和記載對象，流芳后世。

對于地方紳商而言，與官方合作創設牛痘局，是功在鄉里的善舉。縱觀晚清各地牛痘局，地方社會力量的介入程度決定著其能否有效和長久運營。首先是經費問題。官方在開局和運行之際，盡管會劃撥一定經費，但更多需要地方社會的捐助。商人的直接出資、捐錢的利息、田地出租的租金共同構成了維持牛痘局運營的常年經費。以天津牛痘局為例，它能夠很好運營，離不開鹽商的持續資金援助。經費之外，地方紳商也參與到局務管理之中。牛痘局的核心業務是施種牛痘，但具體牽涉到痘苗引進保存、種痘的技術和刀法、生徒的培養等，都離不開地方紳商的參與。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7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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