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資料圖片)

張某甲，男，1975年1月入黨，A市環(huán)衛(wèi)集團董事長。2018年7月，A市環(huán)衛(wèi)集團作為業(yè)主單位對外公開招標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B公司董事長李某請求張某甲幫忙，并順利中標該項目。2019年1月，張某甲之弟張某乙找到他，提出由張某甲向李某打招呼，將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中的設備采購業(yè)務拿給自己承接，賺取的利潤兩人平分。隨后，張某甲將此事告知李某，李某為感謝張某甲的幫助以及順利推進該項目，于是放棄了B公司以往從固定供應商C公司采購設備的做法，同意由張某乙承接。2019年2月，B公司拒絕了C公司以400萬元價格提供項目設備的合作意愿，同時以600萬元的價格與張某乙掛靠的公司簽訂設備采購合同。2020年6月，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順利完工，張某乙從B公司獲得設備采購款600萬元，盈利240萬元。隨后，張某乙將獲利情況告知張某甲，張某甲表示同意，并讓其代為保管獲利資金。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張某甲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甲利用本人職權幫助張某乙承接采購業(yè)務，并謀取私利，違反廉潔紀律，違紀所得為120萬元。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甲接受張某乙提議，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B公司拿業(yè)務，非法獲取經濟利益，既非正常的經營行為，也不能簡單以違反廉潔紀律進行評價，應當以受賄罪論處。張某甲與張某乙系共同受賄，受賄金額應當以承接業(yè)務實際獲利為準，即犯罪所得為240萬元。

第三種意見認為：張某甲接受張某乙提議，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B公司拿業(yè)務、非法獲取經濟利益，二人構成共同受賄，但受賄金額應當以C公司與張某乙提供的設備采購價的差價為準，即犯罪所得為200萬元。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張某甲的行為本質上是權錢交易，應當以受賄罪定性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本案中，首先，張某甲接受李某的請托，幫助B公司中標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次，張某甲作為業(yè)主方的董事長，對項目施工方B公司具有直接制約關系，為了自己及張某乙的私利，找到李某提出想要該項目的設備采購業(yè)務，并以遠高于C公司的報價成交；再次，張某乙獲得明顯高于市場水平的“利潤”為非法獲利，張某甲讓張某乙代為保管非法獲利，實現對財物的占有，完成了整個受賄過程。

雖然張某甲在該案中通過事先辦事、事后收錢，特定關系人掛靠公司與行賄人簽訂實際實施的采購合同，他人代管受賄款等方式妄圖逃避查處，但是，其以明顯高于市場價的交易形式獲利，已為本次權錢交易標好了價格。

二、張某甲與張某乙系共同受賄，受賄金額應當以采購差價為準

本案中，有觀點認為，張某甲和張某乙共同受賄的金額應當以實際獲利為準，即240萬元。筆者不同意該觀點。

首先，張某甲與張某乙對共同能夠從設備采購業(yè)務中獲取多少經濟利益的認識并不清晰。雖然張某乙從事過設備采購業(yè)務，知道以600萬元的價格承接該設備采購業(yè)務肯定能賺錢，但實際能賺多少錢，張某乙也不確定，以240萬元的實際獲利認定受賄金額不符合二人的主觀認識。

其次，張某乙以600萬元的交易價從B公司獲得設備采購業(yè)務，實際能夠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本身具有不確定性。雖然張某乙的價格遠高于B公司與C公司的意向交易價400萬元，但張某乙實際能夠賺取的差價取決于市場行情、自身設備供應渠道等因素，本案受賄金額不能簡單地以張某甲與張某乙實際賺取240萬元認定。

最后，B公司主動放棄的自身經濟利益具有確定性。本案中，B公司一直與C公司保持設備采購合作，在沒有張某甲的干預下，按照以往項目實施慣例，B公司與C公司就會按照400萬元的采購價格簽訂合同。但B公司為了感謝張某甲的幫助和順利推進該項目，于是在明知自身利益按照600萬元的采購價必然受損的情況下，依然與張某乙掛靠的公司簽訂采購合同，此時，B公司明知自身讓渡的經濟利益為200萬元。

因此，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的相關規(guī)定，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本案以200萬元的差價認定受賄金額，既符合張某甲與張某乙的受賄犯意，也符合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尹經亮 作者單位：重慶市大足區(qū)紀委監(jiān)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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