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

(資料圖)

作者：曲兵（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

6月27日，法國警察在巴黎西郊射殺一名北非裔少年納赫爾，引發民眾抗議。抗議活動迅速演變成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騷亂，幾天之內多個城市有大量汽車被燒毀，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被縱火，一些商店慘遭洗劫。青年人是本次騷亂的主體，內政部長達爾馬寧7月3日表示，被捕者的平均年齡為17歲，其中一些縱火者年僅12歲。法國青年打砸搶燒的鏡頭傳遍世界，目睹者不禁要問：為什么受害者又是少數族裔、“郊區青年”？法國的年輕人為何如此暴戾？為何法國社會的“燃點”降低、“一點就著”？

積怨已久?積弊太深

法國民眾熱衷街頭政治，素有暴力抗爭的傳統，但打砸搶燒是犯罪行為，已經超出法治國家所能容忍的底線，不容姑息。近年，此類行為在法國反復發作，反映出法國社會一些長期性、結構性問題。

騷亂的直接原因是警察暴力執法。法國的警民關系并不融洽，一些地區犯罪率較高，襲警事件時有發生。2012至2020年間，法國共有36名安全部隊成員在執勤時被殺，每年至少有5000人受傷。法國政府通過立法增加警方權力，而一些警察暴力執法，導致警民矛盾激化。但民眾更為不滿的是，警察的暴力執法與種族歧視有關，也就是說這種暴力針對特定人群。有媒體報道，自2017年以來，在法國警察攔截嫌疑人發生的槍擊事件中，大多數受害者是黑人或阿拉伯人，2022年更有創紀錄的13人被殺。法國人權組織一份報告表示，阿拉伯人或非洲裔年輕男性被攔下進行身份檢查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群的20倍。歐洲綠黨領袖瑪麗娜·通德利耶認為法國警察有“美國化”趨勢，稱其從未見過有白人因拒絕遵從警察要求而被打死。有法國“特色”的是，這種種族歧視掩蓋在“平等”原則之下：法國憲法第一條款就指出，“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出身、種族或宗教”。

不過，“種族歧視”還不足以解釋法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怨氣和戾氣。這就需要從法國的郊區去看法國社會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郊區是法國的另一個世界，住在這里的主要是移民及其后代（多數人早已入籍法國）。有歐洲媒體描述說，“到了白天，巴黎以其世界主義而自豪。但到了夜間，隨著有色人種乘坐城郊鐵路回到郊區貧民窟，衡量種族融合程度的指數立即暴跌30%”。法國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過去20年里，超過600億歐元資金被用于翻新住宅區和建造新居，以及改善郊區的公共基礎設施，但效果非常有限。郊區移民及其后代難以獲得平等的機會，面臨著有形和無形的歧視。此次被射殺的北非裔少年納赫爾所在的楠泰爾市市長帕特里克·賈里說，無論是求學、就業、住房還是其他生活問題，他所在地區的許多居民都有不公正的感覺，他認為法國需要在弱勢社區推動變革。有媒體評論說，將郊區納入社會和經濟主流的努力，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個代價高昂的失敗。

治標不易?治本更難

騷亂爆發后，馬克龍總統強調堅決反對暴力，將采取一切措施來維護國家秩序。為控制局勢，馬克龍推遲了原定對德國的國事訪問，坐鎮巴黎指揮抗暴。法國政府部署超過4.5萬名警察，并派出裝甲車、直升機到馬賽和里昂等重災區。截至7月3日，法國警方已經逮捕3300多人（2005年騷亂期間有2900多人被捕）。經過多天的強力壓制，法國的騷亂規模和烈度已有所減弱。

前述措施都屬于危機管控，馬克龍還希望對導致騷亂的原因進行詳細和長期的評估。但當今世界各類風險的跨界性、關聯性、穿透性、放大性顯著增強，解決此類問題的難度非常大。結合法國的具體國情，馬克龍面臨著諸多新挑戰。

首先是如何與“Z世代”相處。“Z世代”是指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一代人，這代人有如下特點：一是信奉“做你自己”的人生哲學，勇于表達個性，敢于挑戰權威。二是注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對歧視和不平等問題表示嚴重擔憂。三是其成長時期幾乎和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時期相吻合，在社交媒體上花費大量時間。具體到此次法國騷亂，有些青年人在參加完破壞活動后立即將視頻傳到社交媒體上“炫耀”，既放大了憤怒，也容易被其他人仿效。他們還善于利用即時通信軟件相互聯系、協調行動，令警方防不勝防。

其次是法國極化的政治環境。左派主張為受害青年“伸張正義”，右派要求嚴厲打擊暴徒。左翼領導人梅朗雄不愿譴責暴力，他說“我不呼吁冷靜，我呼吁正義”。與此同時，極右翼領導人勒龐批評馬克龍軟弱，促迫后者采取強力鎮壓手段。面對國家處于多事之秋，法國各派力量本應凝聚共識，以理性的精神、實干的態度推動有利于社會長遠發展的改革，但目前的政治撕裂只會增加問題的解決難度。馬克龍縱使再有雄心，受制于左右力量掣肘也舉步維艱。

再次是移民問題繼續發酵。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研究，法國有近700萬人（略高于法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出生在國外，這是近10年來的第一次，此外還有數百萬人有外國血統。隨著移民人口的增長，法國政府在維系種族關系方面面臨更大壓力。一些政治人物趁機造勢，稱法國犯罪、住房短缺等問題都是“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的。聯合國人權機構將法國騷亂歸咎于警察的“種族主義”，但法國政客澤穆爾表示“罪魁禍首就是移民”，并稱他如果當選總統就會“阻止移民流動”。反移民思想已經在歐洲取得一定“共鳴”，這反過來又會對法國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舉措產生壓力。

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靠一日之功。法國的騷亂值得反思，它至少表明，投資人比投資基礎設施更為重要。法國蒙田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克魯伊指出，“法國政府在翻新建筑物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卻很少幫助居住其中的人”。從此次騷亂看，法國的社會治理還任重道遠，對法國的當政者是一場智慧、勇氣與能力的巨大考驗。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5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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