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陶亥王爺府。

走西口戲文。

榆林市陜北民歌博物館外景。

從河曲到包頭路線圖。

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宏大的人口遷徙和文化交融活動，它對包頭地區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走西口的歷史真切地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遷徙、融合、奮斗、創新的歷史。

此次實地考察 “走西口，到包頭” 的路徑，主要是指從河曲或偏關走水路、過沙漠，再從達拉特旗過黃河抵達包頭。

一

十月中旬，我應邀與《萬里茶道》制片組一起去忻州北部的偏關、河曲一帶考察，重點關注了從偏關沿河一帶走西口的幾條路徑（我先后去河曲考察過四次。前三次去都是為著河曲民歌和二人臺坐腔大賽，返回包頭的路線就是府谷、神木、榆林和東勝）。

第一天，我們住在河曲。第二天一大早沿著黃河往北走，中午入住偏關古城的文旅融合區。在偏關的西北端有一條沿黃河修筑的明長城，也稱外長城。沿外長城向西北走四十里，第一個出口的關隘是關河口村，是偏關“走西口，到包頭”唯一的水路通道。出了關口、擺渡過河就進入內蒙古準格爾旗。相傳從關河口出關的西口人，大多要經過準格爾旗東段的布爾陶亥王爺府所在地——一個沙漠里的扎薩克小鎮，這里也是漫瀚調的發祥地之一。

從關河口沿長城往上走，就到了萬家寨、老牛灣，這里山高水急，不易行船過河，只能繼續往北走，一直走到偏關頂端的外長城關隘滑石澗堡。滑石澗堡是偏關通往內蒙古清水河縣最近的陸路通道。如果從偏關的正北方出長城，要走水泉鎮的紅門口，也是一條進入清水河縣的陸路通道。兩條陸路通道都是從清水河經和林格爾到達歸綏（今呼和浩特市）。

人們通常所說的走西口，是指從右玉出殺虎口（即西口）。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開放禁留地之后，殺虎口便是清廷認可的“走西口”通道。晉中地區的移民和商人都是通過稅卡登記出關謀生，首先抵達的就是歸綏城。從歸綏到包頭已經有許多資料作過介紹，毋庸贅言。

此次實地考察“走西口，到包頭”的路徑，主要是指從河曲或偏關走水路、過沙漠，再從達拉特過黃河抵達包頭。正如二人臺原始的說唱本所言：“頭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納林，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第四天住烏拉樹，拾了一塊破白布。進了店房門，補一補爛皮褲。上了馬場壕，遇上個餓狼嚎。一黑夜沒睡著，第二天趕緊跑。走過沙蒿塔，撿起塊兒爛瓜巴，拿起來啃一口，打涼又解渴。上了新民堡，看見紅市布，扯了二尺五，縫個討吃兜。到了西包頭，碰見我那二姑舅……”

另一個說唱版本是：“ 頭一天住古城，路程走了七十整。雖然路程不算遠，我跨了三個省。第二天住納林，碰見個蒙古人。我倆聊了幾句話，他叫我流浪人。第三天翻壩梁，兩眼淚汪汪。想起家里的玉蓮女，心如刀絞哭天地。往前走，是沙漠，往后看，是黃河。離家的人兒心難過，真魂魂就在你跟前…… ”

早些年，我曾在準格爾旗采訪老藝人郭利民，他說：從河曲或偏關走水路到包頭，都要趕在每年的二月二前后，那個時節尚未開河，可以走冰面過河，春出秋歸。人們為了出行安全，手里要拿一根打狗棍，還要學一些簡單的蒙語日常用語，這樣才能走出庫布齊沙漠。

最初“走西口，到包頭”的路是“網狀”的。沙漠里沒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逐漸有了說唱詞中的這條路。從偏關的關河口到布爾陶亥王爺府所在地，再走沙漠北端的十二連城，或者是往西走到東勝，最后都要從達拉特旗過河進入土默川平原——西包頭。

據史料記載，清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位于托克托縣城南的河口鎮碼頭被淹沒，許多大商號移至包頭，西路過來的船筏均改在包頭南海子碼頭停泊；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黃河改道，位于土默特右旗的毛岱官渡移至包頭的南海子，老包頭城南的水旱碼頭有了之后五十余年的繁榮。

四天以后，我們從山西的保德過河入住陜北府谷。實地考察了府谷古城的千佛洞，黃河古渡的墻頭鎮，神木的高家堡，榆林的六樓騎街、紅石峽，深深地感受到陜北文化厚重的歷史淵源。

那個時期的陜北移民、商戶多是搭乘駱駝穿越庫布齊沙漠，然后擺渡過河在包頭落腳、整休。他們為包頭的地方文化注入了陜北基因，包頭的許多小食品如 “干爐兒”“鍋盔”“碗托兒”，至今還沿用著榆林的方言。

二

二十多年前，我曾采錄過河曲和榆林一帶的走西口民歌，其唱詞大同小異，但曲調風格卻有著明顯差別。從山梁地走出的移民，說話嗓門大，唱起歌來直腔直調；古城堡及周邊走出的移民，口語較為柔和，這與地緣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

我翻閱1953年由中國音樂研究所搜集出版的《河曲民間歌曲》，在第一輯“走西口”專輯里，共收集17首民歌，全是以唱詞來作為歌名的。那首人們熟悉的《走西口》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唱的并不是河曲或陜北的原生態風格，應該是后來人加工改編的。

民歌《走西口》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咸豐年間。到了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才有了河曲唐家會的手抄本，即五云堂玩藝班的演出戲文：“咸豐正五年，異事出個鮮，異事出在山西府太原。府太原地面寬，有一個孫朋安，所生一個女，名叫孫玉蓮……”戲文基本和民間藝人的蓮花落說唱本相同，屬于第三人稱的表述方式，是曲藝演唱，但不是戲曲。

相傳，在清光緒年間（公元1875-1908年），包頭市土右旗老藝人云雙羊讓其兒媳婦化妝演唱（即抹紅丟黑），才有了二人臺戲曲表演的雛形。要說《走西口》的戲曲成型，應該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計子玉為代表的包頭老藝人完成的演繹版本。1953年前后，由綏遠省文化局出面組織相關人員，對傳統《走西口》版本進行多次研討修改，成型了如今流傳于晉蒙陜冀寧五省區的西路二人臺演出本。

作為二人臺藝術的代表性劇目《走西口》，百余年來深受老百姓的喜愛。然而，在各式各樣的演唱中，有把孫玉蓮“十六歲”改為“十八歲”的，也有把情深意重的玉蓮唱段，唱得眉飛色舞、搔首弄姿的，還有把坐腔的“疊字演唱”用到戲曲表演中的，這些都脫離了《走西口》人物的時代背景和人物特征。

走西口是一次規模宏大的人口流動和文化交融，它對包頭地區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晉陜移民不僅帶來了農耕技術和商業理念，還與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催生出多元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祭祀文化。同時，也為爬山歌、漫瀚調以及二人臺藝術的形成賦予了極強的生命力。

走西口的歷史真切地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遷徙、融合、奮斗、創新的歷史，它的精神內核，對于今天的我們依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王星銘 王婷）

[責任編輯：韓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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